船用锅炉为方便工作的开展，我加入了汉口洪门“太华山”。山主杨庆山是汉口的地头蛇，当时任汉口市稽查处长，在汉口有相当的恶势力。同时我把上海“仁社”和“五行山”撤退到武汉的哥弟们团结起来，每逢星期四晚间举行聚餐会，借以联络互助，帮助逃难困难的哥弟们解决问题。由于我担任了少将职务，接触面更广了，加上清、洪帮哥弟的协助，我在武汉募到的抗日军用物资并不比上海少。有一次我向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募到一批后方医院用的美国产医疗器械计25大箱，内中大小型X光机就有5大箱。因我托洪门有力哥弟韦作民同张竞立(交通部会计长)同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讲了一句话，许委员长便将原封不动的25箱医疗器械全部批赠给三十二师后方医院。后来王师长对我说，经后方医院医生估计，这25箱医械在当时至少值10万美元。我今天记上这一笔，说明清、洪帮组织，在抗日阶段也尽过一些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力量。

     1938年9、10月间，日寇包围武汉，我转移到重庆，仍旧代表军师部对有关方面联系和继续进行劝募抗日军用物资船用锅炉配件。

     我到了重庆后，决心要搞一个全国性的清、洪帮组织以帮助抗日工作。大约在1938年11月间，我受福建省银行董事长徐学禹、总经理邱汉平的聘请，担任福建省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并兼总行顾问。徐、邱两兄都是留学生，徐是我上海“仁社”、邱是我上海“五行山”的最要好的兄弟。他们力劝我搞金融事业，以利于发展帮会上层组织，发展经济力量，对抗日可以增加实力。从此我做了金融工作，虽兼军师部少将参议名义，但不再受军队报酬。我做了银行经理以后，利用金融地位和军队关系，很顺利地联系到了全国清、洪帮上层骨干人物。当时我在重庆住在一位清、洪帮上层领导大哥韦以 (字作民)家中。作民兄是我清帮上海“仁社”八拜盟兄，他是洪门内八堂字号大哥。作民原是清末秀才，曾到美国学习交通事业，从北洋军阀政府起，历任交通部全国邮政总局长、平汉铁路局长、交通部次长，在重庆时任交通部技监。作民的清帮徒弟学生和洪门弟兄，遍及全国交通系统，而且交游广阔，参加过许多社会团体，因此各界朋友众多。且作民为人忠实仁厚，助人为乐，素有韦陀菩萨之称，而与我特别友善。当时我住在韦家，朝夕讨论如何创造全国性洪门最高山堂，来统一全国洪门志士，整顿洪门，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作民主张我们自己先创立山堂，然后才能有地位，才能联系全国各山堂的山主或各山内八堂大哥来组织全国最高山堂，统一全国洪门组织，整顿洪门，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日进一步作出贡献。

     船用锅炉大约在1939年春，我已迁出韦宅，在重庆山王庙路5号租了三层楼住宅。是年夏作民与我决定在重庆创立洪门“华山”(命名用意是要使洪门百花齐放，胜利地收复中华民族的锦绣河山)。本山堂宗旨是根据洪门“反清复明”的传统精神，“反对日本异族，还我河山”。作民决定在初夏清和之日，就在我山王庙的住宅内举行“萌华山”成立大会，约了清、洪帮在重庆的上层成员近百人来参加成立大会。其中极大部分成员是军政人员，如孙桐萱(军长)、张汶(字景贤，副师长）、蒋锄欧（字诉心，铁道铁甲车总司令）、钱公南（交通部枝政）、壮智焕（经济部司长）等人，其中有两位朝鲜人参加，一名李青天，一名李范爽。李范当时担任国民党重庆中央训练团教官，抗战胜利后，任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国务总理。李青天曾任李承晚的陆军总司令。

     作民因我曾经在上海参加过成立“五行山”的大会，请我拟订“华山”成立大会的节目和山、堂、香、水与出山诗。

     我拟的四柱是《华山》、《抗日堂》、《四海水》、《义气香》。我拟的出山诗两首。

(一)

东夷日寇逞猖狂，犯我河山夺我疆。

关外沦为新傀儡，南京屠杀血汪洋。

强抢财物伤人命，奸淫妇女剖胸膛。

黄帝子孙齐努力，誓把倭奴一扫光。

(二)

大好河山遭掠夺，中华儿女忾同仇。

妻离子散抛园宅，国破家亡泪横流。

愿献此身驱日寇，拚将一死救神州。

今朝歃血同盟后，不灭倭奴誓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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